·過去的一年，大多數(shù)國家都想方設法應對高價格，以至于不惜將基于過去長期經歷與經驗形成的規(guī)則手冊丟棄。

·建設性的討論往往需要在“邊際定價不行了”的大論斷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何種新的設計能夠有效解決諸多關切。

·分割統(tǒng)一的電力市場的邏輯在于，既然不同機組的發(fā)電成本存在差異，那么就將它們分割開來，采用不同的機制定價。

·我國的能源與電力消費者在此輪全球能源價格的大起大落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但它的可持續(xù)性是存疑的。

過去的1年多時間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供需大起大落與時空錯配、俄烏沖突造成的能源市場沖擊，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全球，尤其是歐洲化石能源與電力價格均經歷了大幅上漲的過程。那么，高漲的能源價格(如電力價格，圖1)是一個問題嗎?

圖1 歐洲部分國家2021年1月21日—2022年12月22日的日前市場(Day-ahead market)價格

在本期專欄文章中，我們討論到底應該將高漲的價格及其影響作為可以分開的兩個問題分別加以處置管理，還是作為合二為一的問題進行統(tǒng)籌解決消滅，即大幅變更市場設計。

本文并不準備、顯然也不可能就這個宏大的問題提供確定性、共識性的簡單結論，這是不負責任的。本期專欄文章，更多討論的是在這個豐富的世界中，我們同為講道理、具有邏輯與同理心的人，為何在這一問題上看法各異，甚至出現(xiàn)重大沖突。

邊際定價理論遭遇現(xiàn)實考量沖突

如果請教一名(原教旨)經濟學家，他/她多半會很熟練地說，假如這個高價格意味著更高的經濟效率，如更好地體現(xiàn)此時此地的社會成本，那么它完全不是問題，反而是需要追求的目標;對于大部分人而言，上漲的能源價格并不意味著不可接受;若有人因此遭受苦難，如生活質量下降乃至遭遇生存威脅，那是窮的問題，不需要通過能源手段加以解決，可以實施定向援助(targeted aid)，而非消除這個信號，以免造成其他人搭乘這部分群體的“便車”(free-rider)。反映供需平衡的價格，以及該價格的承受能力問題，需要分開進行討論與解決。

更形而上學的學者可能會來幫腔。統(tǒng)一邊際定價(uniform marginal pricing)并非意識形態(tài)，而是對大部分商品市場的機制描述，不限于能源。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定市場上有兩個賣同一種菜的商家，一個商家只有賣10元/斤才能實現(xiàn)盈虧平衡，那么另一個成本僅5元/斤的商家自然會以無限接近10元/斤的價格售賣，因為這并不會減少后者的市場份額。短期內，價格不應該反映成本，而應該反映“避免的成本”(avoided cost)。

回到現(xiàn)實世界，高能源價格關切卻很顯著而需要解決，將經濟學家映襯得“書呆子氣”。大多數(shù)國家在過去的1年中，都想方設法地應對，甚至希望消滅高價格，以至于不惜將基于過去長期經歷與經驗形成的規(guī)則手冊(rulebook)?如常規(guī)做法、法律規(guī)定與市場設計等丟棄。就電力市場設計而言，2022年6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英國時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以及法國總統(tǒng)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先后發(fā)表評論，直指“邊際定價”(marginal pricing)“帶來”了暴漲的電力價格。

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直言，這個(電力)系統(tǒng)不再可行了 。

鮑里斯·約翰遜指出，電力價格由成本最高的天然氣決定，這顯然很荒唐。

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表示，火箭式的電力價格上漲，與發(fā)電成本變得毫無關聯(lián)，而跟隨天然氣價格變化，這很荒謬 。

各國主管能源的部長已經在爭論改革細節(jié)。當然，這些政治人物的說法，必然會遭到電力市場專家們的反駁。電力市場設計的泰斗式人物、哈佛大學教授威廉·霍根(William W. Hogan)曾經設計了高度自由的得克薩斯州電力市場?價格上限非常高、日前市場自愿、允許虛擬交易。即使該市場在2021年年初發(fā)生過停電事故，威廉·霍根依然明確為這一設計辯護。他表示 :

“(得克薩斯州)電力市場如預期設計般運行......”

“還在用電的人比遭遇限電的人要好得多，即使他們不得不為之支付賬單，想辦法?！?/p>

“州居民需要支付高額電費，因為他們選擇不簽訂保護他們的長期合同?！?/p>

筆者尚未找到威廉·霍根針對歐洲電力價格暴漲發(fā)表過的任何評論。然而，在2023年1月5日的一次采訪中，威廉·霍根談及美國市場時再次強調了開放市場、促進競爭及市場效率的關鍵考量。而歐洲大陸國家也以是否贊成邊際定價日益分化為兩大陣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Batlle等人撰寫的關于各國危機時期立場的綜述。

沒有爭議的部分:良好的市場設計需要實現(xiàn)哪些目標

電力作為一種商品，具有多種迥異的技術來源，以及特殊的物理形態(tài)，但對于消費者來說，它們并無差別，不需要生產者與消費者一一對應，而講究系統(tǒng)整體頻率、電壓與功角的穩(wěn)定。總體而言，可行的市場設計必須顧及以下目標或滿足以下基本約束:

(1)促進短期運行供需平衡，從而保證各時間尺度上的系統(tǒng)安全;

(2)保障長期足夠但不過度的投資，從而保證長期系統(tǒng)的可靠但不冗余;

(3)以最小的成本滿足短期與長期需求;

(4)激勵產業(yè)技術的持續(xù)創(chuàng)新與降低成本;

(5)為其他有價值的目標，如環(huán)保脫碳等提供系統(tǒng)靈活性與物理系統(tǒng)基礎;

(6)部分群體，如售電公司參與市場的風險不能過大，從而避免成為一種“賭博”;

(7)照顧既得利益，也就是所謂的“尊重現(xiàn)狀”。

這涉及激勵、風險與歷史習慣沿襲等方面的問題。從當前現(xiàn)實世界的經歷來看，規(guī)避高價格與短期高波動，同樣可以作為一大目標，屬于上述所列目標中的最后一個——尊重短期歷史現(xiàn)狀。

因此，建設性的討論往往需要在“邊際定價不行了”的大論斷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何種新的設計能夠有效解決以上的諸多關切。

圍繞這個問題，國內外已進行過密集討論，但給筆者留下的印象仍是，它們在上述維度上的潛在表現(xiàn)，并非比“統(tǒng)一邊際定價+事后負擔緩沖”更好，反而往往會出現(xiàn)更多問題。

分割市場能夠實現(xiàn)上述目標嗎?

在本輪的市場表現(xiàn)、政策應對、公眾感受及專業(yè)討論互動過程中，有一類市場設計受到了較多關注，即分割統(tǒng)一的電力市場。其邏輯在于，既然不同機組的發(fā)電成本存在差異，那么將它們分割開，采用不同的機制定價，不就不存在邊際高價、價內電源超高利潤、消費者負擔短期加重過于劇烈等迫切問題了嗎?

比如，2022年11月，智庫機構——能源基金會(Energy Foundation)在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7次締約方會議(COP27)期間組織了一次國際研討。其中，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轉型研究計劃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表示:“可以通過建立兩級市場(Two-tier markets)，即可調度電力的按需市場，和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的可用市場，彌補目前邊際成本定價體系存在的問題。它提供了靈活的用電選擇，能夠在推動可再生能源發(fā)展的同時，穩(wěn)定電價?！?nbsp;

這一說法或許來自于其同事的一篇文章，發(fā)表時間為2017年?注意這個時間點。文章立論的依據(jù)是，在邊際定價的能量市場設計中，化石能源發(fā)電機組無法收回固定成本。在目前價內機組賺得盆滿缽滿的情況下，從直觀上理解，它是將完全另一個極端的情況?化石能源發(fā)電機組因為不斷下跌的市場價格而虧損嚴重(這是在2006―2018年眾多可再生能源大發(fā)展的國家中普遍上演的故事)當作論據(jù)了。

類似地，歐盟理事會于2022年7月公布過一份希臘政府建議的市場分割方案 。它對低邊際成本的機組，包括新能源與核電/水電，實施基于成本的定價——CfDs (contract for differences)，價格(strike price)可以通過項目建設初期拍賣(auctions)的方式確定;化石能源在另一個市場保持目前的定價模式;消費者支付兩種價格的加權平均價格。

基于以上提及的各種標準，這一方案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評。它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CfDs市場的電源是否仍參與后一個市場的價格形成?從而僅是金融安排(類似于目前大部分的CfDs)，還是物理上兩個不相干、割裂的市場?若是后者，這個市場是強制的還是自愿的?如果是強制的，為什么要管制新增可再生能源投資(不需要CfDs電價，自愿承擔市場波動風險)呢?這恰恰是過去十幾年間一系列工作的目標?促進可再生能源自主發(fā)展。

與之相關的技術細節(jié)非常復雜，而“魔鬼”往往藏在細節(jié)，此類問題留待今后的專欄文章再做探討。這里需要明確的是，相較于理論上的最優(yōu)，現(xiàn)實中存在諸多因素會影響著市場的表現(xiàn)。即使將這些因素稱為扭曲(distortions)，如果這種扭曲并不大，且不妨礙市場功能的基本發(fā)揮，那么往往出于實現(xiàn)其他目標(如操作方便)的考慮，也是可以接受的。2023年1月23日，歐盟委員會發(fā)布了對電力體制改革的征求意見函，其中自相矛盾之處非常明顯，顯示出各方面權衡的復雜與艱難。

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額外的約束與影響，是直接摧毀了總體市場安排，抑或僅僅是一個小的擾動。這無疑又是一個僅憑主觀判斷無法達成一致的問題。在這方面，決策者的視野、價值觀與意志，往往成為關鍵因素。

對我國的啟示與建議

我國的能源與電力消費者在此輪全球能源價格的大起大落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但必須明確的是，它的可持續(xù)性是存疑的，尤其是在行政價格管制的領域，如煤炭的價格區(qū)間(存在進口問題)、電廠的長期基準電價(存在定價分辨率問題)、天然氣用戶的政府定價(部分農村地區(qū)出現(xiàn)短缺)。

在這里，有必要提及我國此前持之以恒的一些努力。2019年12月，《學習時報》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強調，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做好經濟工作必須堅持這“三個導向”，做好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必須堅持這“三個導向” 。

國家能源局在2020年4月召開的推進職能轉變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表示，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堅持依法行政，正確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任何的公共討論，如果從既有理論出發(fā)，通常是無解的。因為對參與者是否始終遵循同一個框架，是不得而知的，很容易造成“雞同鴨講”的現(xiàn)象。此外，任何框架往往都有“洗腦”作用，具有明確給定的假設邊界。超越了這些假設與邊界，最優(yōu)的政策可能不再最優(yōu)，甚至無法保證合理性。而實用主義解決方案盡管存在副作用，但如果可以將之控制在一定程度范圍內，反而更顯生命力。

我們更加需要從確切現(xiàn)狀、具體問題出發(fā)。這一方向，對于我們當前致力于形成共識的公共討論而言，仍然是適用的。

歐盟電力市場設計改革正在各成員國征求意見，立場表達證實了諸多或大或小的差異。解決或折中這些差異，考驗著歐盟治理體系對待科學與政治的能力。到本文截稿時，正值我國密集發(fā)布2022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2022年，我國煤炭生產大幅反彈，似乎庫存大增，但煤電價格機制不順，致使出力不足，主要煤電企業(yè)虧損嚴重。虧損的基本原因在于電量、電價不足。因此，鼓噪通過容量手段加以解決的邏輯讓人看不懂。更有甚者，容量補償資金需求需要通過抓其他電源的“壯丁”來解決。在接下來的專欄文章中，我們將聚焦這些當前面臨的棘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