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5日，以“探索風電發展新模式 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為主題的2024汕頭國際風電技術創新大會召開。大會由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CWEA）和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主辦，汕頭市風能協會、汕頭國際風電創新港建設聯合會承辦，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深圳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電氣風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協辦。國內外近千名代表云集汕頭，共謀全球海上風電高質量發展路徑。

在國際合作論壇I中，大觀學者、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做了題為“關于新南洋的思考”的演講。他認為，企業“出?！痹O廠，需要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賦能。如果汕頭能夠實現其產業發展規劃，就能在風電“出海”方面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平臺，具備全球性的杠桿與樞紐性的地位，從而使人類普遍享受到更加便宜的、更加清潔的能源。

大觀學者、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

以下為經整理后的施展教授演講內容：

今天聊的話題是“關于新南洋的思考”，這與近幾年大家非常關注的“出海”話題，是直接相關的?！俺龊！敝詴蔀槿藗冇懻摰脑掝}，使人們有想要向這個方向行進的動力，就又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一些結構性的關系，有一定內在關聯。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崛起之后，出現了此前經濟史上沒有出現過的現象，就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歷史上其他國家的崛起，無論是早期的英國，后來的德國、日本，沒有哪個國家曾經達到過僅憑一己之力，開足馬力能滿足全球需求還可留有余地的狀態。今天的中國做到了。它不僅能滿足全球需求，還為其他國家留有余地，他們仍然可以繼續生產，有很多空白市場可以去填補、去占領。

由于中國的規模太大，導致了上述結果，而這個結果就使得中國崛起之后的短短不到20年時間中，全球經貿關系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我在《樞紐》這本書中，稱之為全球經貿雙循環結構。這個概念并不是我們常說的內外雙循環結構，而是兩頭都在外面的全球雙循環結構。

中國所具有的超大規模供應鏈網絡，使其具備超強的綜合成本控制能力，其他國家如果沒有在純生產領域有這么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就很難達到這樣的綜合成本控制能力。因而我們會發現，過去的一段時間中，那些發達的，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其中低端制造業可以外包的部分，已陸陸續續全部進行了外包，并且其外包的目的地主要就是中國。這會導致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進入到一種去工業化的狀態。他們主要的比較優勢就在高端第三產業，以及芯片這一類的高端制造業。而中國具備超級龐大規模的第二產業，于是中國與西方之間會形成一個二、三產業的循環。

一些欠發達國家主要比較優勢是第一產業，包括各類原材料與資源。對第三產業的需求不強，因此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間難以直接循環起來，必須以第二產業為中介。而第二產業超過一半在中國，就會出現中國與西方之間二、三產業循環，中國與欠發達國家之間一、二產業循環的形勢。全球經貿循環形成一個類似于阿拉伯數字8字形的結構，中國是中間的那個樞紐點，將兩個方向（欠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通過自身龐大的第二產業銜接起來，出現全球經貿循環的雙循環結構。

在全球經貿的雙循環結構下，會引發各國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的分離。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剛開始起步時，全球貿易結構中大概有70%以上的貿易是制成品貿易，只有不到30%是中間品貿易。那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到中美貿易戰出現的2018年，數據正好反過來，全球70%以上的貿易變成中間品貿易，只有不到30%是制成品貿易。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是橫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從絕大部分產品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到橫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這一變化在短短30年間就發生了。如果把一個復雜產品生產的各個環節加在一起，所發生的物理空間稱之為經濟空間，到了今天，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已經高度地不重合。

而經濟和政治空間不重合，會引發新的情形，就是中國擁有的超強吸納能力，可能會讓西方國家進入到去工業化的狀態，從而破壞其內部的社會均衡，引發一系列政治層面的反彈。在非西方國家同樣也會出現類似狀況。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發現一個向前環環推導、環環演進的線索：首先是中國的超大規模使自身成為世界工廠，導致全球經貿循環的變化，出現雙循環結構，中國成為樞紐性的節點。這樣一個經貿結構的變化，又導致了全球政治和經濟空間的不重合，進一步開始引發貿易戰。貿易戰以及各種地緣沖突所帶來的壓力，又反向傳導，使中國企業不得不通過“出海”加以應對，這是全新的一個全球秩序演化邏輯。

在中國企業“出?！边^程中，能夠往外轉移出去的，基本上都是組裝環節。因為中國產業規模太大，沒有任何一個市場能夠完整承接下其供應鏈網絡，大多只能承接一小部分，缺乏規模效應，成本控制能力就無法與中國相比。因此，組裝環節轉移出去有助于在貿易戰的背景下，使貿易仍然能夠繼續，同時依托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使綜合成本控制能力仍得以保障。而組裝環節向外轉移的過程，又使中國以外的國家工業生產能夠獲得某種形式的增長。此前的貿易戰可能使全球經濟增長遇到問題，但在新一輪貿易戰中，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效應，反倒使更多國家獲得工業經濟、制造業經濟增長的機會，只是這一機會是由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作為一個類似于全球制造業的平臺，為所有轉移出去的組裝環節進行賦能。

企業“出?！痹O廠，需要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賦能。如果汕頭能夠實現其產業發展規劃，就能在風電“出?！狈矫娉蔀橐粋€全球性的平臺，具備全球性的杠桿與樞紐性的地位，從而使人類普遍享受到更加便宜的、更加清潔的能源。

進一步來說，因為宏觀經濟政策能夠調節的是本國內部的宏觀經濟，當政治空間和經濟空間不再重合，以往能夠奏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將失靈。往常以主權法為基礎的一系列貿易規則和經濟倫理，就會遭到顛覆，需要上升到全球法。

全球法與國際法并不等同。國際法仍然是以主權國家作為基本的法律主體，實際上是在主權法基礎上形成的。而全球法不是以主權國家為前提的，而是以所有的個人為前提。這是因為隨著經濟的演化，至少有3種要素已經是穿透國界，對所有人具有普遍的影響，必須從全球法角度才能處理與回應。一是數據。數據是不以任何國界為邊界能夠被有效管理和應對的。二是病毒或者瘟疫。它也對所有人具有普遍的沖擊力，不會因為國家或人種的不同，就格外開恩。三是氣候。全球變暖問題會普遍影響到所有人，沖擊所有人。

我們成立了一個學術共同體，參與者里有一位是許小亮老師，最近幾年在從全球法角度開展對上述話題的研究。上面講到的背景都是經濟現實，它必須通過獲得法律和倫理的規范形態才能構筑秩序，這種秩序的構建從全球法視角來看應該是怎樣的？這部分內容將由許小亮老師展開。